加大全球资源整合，开展海外能源投资合作，借助海内外融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至少需要两个周期才能准确判断未来经济走势。例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等领域的行业发展很快，但供应仍然不足。
新业态、新的服务方式层出不穷。我们没有理由不得出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的结论，盛来运表示，我们初步判断，经济运行呈现出阶段性筑底企稳的迹象。鉴于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一季度又是开局的首季的特殊意义，这一关键时点成为判断经济冷暖的重要观察窗口。今年一季度，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增长55.3%。但在赵锡军来看，消费不能只看规模，目前我国消费结构并不均衡。
医疗器械、智能化电子产品、环境保护的相关设备产品，都在保持较快增长有减就需有加。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很小，通过生产要素效率的改进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则是必然选择。
供给侧之所以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配置存在严重扭曲，阻碍了经济活力的有效释放和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提高。经济增速的下降，尽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过大，就会带来一系列民生和社会问题。当前，应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仍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但重点要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优势。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需求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每当经济出现增速下降时，我们就习惯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侧管理工具来应对，也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应。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增长和民生两条底线，瞄准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在短期增加总需求的领域精准发力，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重视促进就业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对需求侧管理的过度依赖。
对税收边际成本低、税收弹性小的领域，如垄断性行业，可采取适当增税的方法，达到稳定各级财政、增加财政政策空间的效果。由于财政分权体制的存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宏观政策的实现效果。比如，消费需求相对下降时，通过增加投资来调节;外部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大内需来调节。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三，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垄断行业改革结合起来。货币政策方面，由于货币总量规模较大，继续全面放松不利于存量的调整和优化，并且大量流动性一旦进入实体经济，就存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应继续坚持定向调控，实行结构性定向放松政策。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投入方向应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行业转向军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农村交通水利、城乡教育卫生以及前景广阔的城乡养老服务业，这不但有助于逐步淘汰水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同时有助于刺激高新技术、生物信息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改善。比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合理，反映的是国内供给体系无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生产供给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因为可贸易品通常为制造业产品;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对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对于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意义重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尤其是一些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全局的改革举措，应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为核心目标，不能因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变向。具体而言，对税收边际成本高、税收弹性大的领域，如小微企业，应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加速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在供给侧发力，不但能有效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能兼顾到短期总需求不足问题。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核心要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提高改革措施的整体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对于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举措，其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缺乏实现自我修复和平衡的弹性。
(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需求侧管理功不可没。
因此，要降低流通成本，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使这些行业的定价机制合理化。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但它对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表面来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需求侧，但其根源在供给侧，反映的是经济再平衡能力较弱。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通过高速增长得到缓解，反而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加强目标上的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尽量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也要适当扩大总需求，以确保稳增长和保民生的底线。
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中长期政策要稳，相机渐进调整，以稳定全社会的经济预期。
由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效应存在对立的一面，各项政策要紧紧围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来制定，促进全社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
就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有效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
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可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目标是确保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落由于供给侧政策通常具有较长的时滞效应，短期政策在力度上宜大不宜小、宜快不宜慢、宜透明不宜遮掩。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供给侧政策，都应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预期。
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对需求侧管理的过度依赖。
但仔细回顾一下，以往我们每一次经济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其实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
三是加强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提高两者的协同性，关键在于做好结构性文章，一方面将结构性税收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总量管理与结构性放松相结合。